第三百三十一章 洛阳风
作为东都洛阳也有皇城，在东城内列置社、庙及省、寺、监、府、卫、坊、局等百司文武班子，当然品级和规格都要比西京长安低一个档次，只能在都畿道的范围内发号施令。相比大小层次相套的，洛阳城由宫城、皇城、东城、都城(外郭城)等几个城组成分割格局，周迴六十余里，宫城之北是居住妃嫔的曜仪城、圆壁城。东城之北是积贮粮食的含嘉仓城。
含嘉仓城东西长六百一十二米，南北长七百五十二米，面积四十六万多平方米。仓窑约四百余座。据记载，天宝中贮粮共五百八十余万石，将近全国主要粮仓贮粮总数的一半。高仙芝、封常清之死的重要理由，就是他们将洛阳仓城的粮食，全部散掉、烧掉，以不落如叛军之手。
太子小白正在城头的弛道上，看着这座天下第一大仓，一天天的重新丰盈起来，无数民夫象蚂蚁一样，抢在霜冻起来之前，将来自四面八方的粮布盐油输送进仓。
姚、李等官员四出促农，抢种豆粟等晚粮，还是收获了一季的作物，死城一样的洛阳，在个各地融汇而来的填户下，重新焕发了生气。
澄净天蓝下，仿佛一切都已过去，一切即将重新开始。
建宁李倓走上来，轻轻拍拍他的肩膀，说道：“阿兄不必担心，老大素来谨慎，她们定有妥当安置。”
小白点头，低声说道：“倓，你可否记得太宗武德九年之事。”
李倓思索顷刻，答道：“武德九年，突厥颉利可汗南下入寇，兵逼至此，太宗皇帝单骑与颉利会于咸阳桥上。此乃我唐室奇耻大辱，然太宗皇帝英明神武，采用劝降、反间计、毁其稼禾、大军讨伐诸策，四年后终报此仇，俘颉利，灭东突厥。”
小白道：“太宗文治武功，千古无人能望其项背。不想百年基业，势易时移，你我都险些做了不孝子孙么？。李元帅出边为百代计，一劳永逸定疆三十载。”
他顿了顿又说
“我既在这里，少不得要为他做些事情的。那些物议。不理会也罢，”
李倓爽快的应道
“阿兄，既然这么说，我断是支持你的，放心，我好歹也是个军容观察。那些侉噪的家伙，接交给我把”
“凡地有牧民者，务在四时，守在仓禀；国多财则远者来，地辟举则民留处，仓禀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；上服度则六亲故，四维张则君令行。政之所行，顺逆皆在民心，古今皆通其事啊”
太子小白深有感触的突然念出一段。
“殿下说的有些高远了，属下听的不明白”
神武军将军管崇嗣在一边瓮声道。
大家都笑了起来，这位管大将军是出名的浑人，当初西北那位陛下第一天登基上朝，他就搬个位子直接在皇帝的对面坐下来，为御使李勉所弹，以至于成为一时笑料。正因为他这种除了带兵打战，其他都大大咧咧的性子，皇帝陛下才放心让他独领御前三军之一的神武军。
“这是管子说恒公称霸春秋计，可是你先人的手笔。”
开声是不远处另一员六学博士孔令旗，他因为筹办洛阳分学，新近才来东都的。只见他轻轻笑笑解释道，
“说的是，凡有国土治理百姓的君王，务必要掌握好四时农事，确保粮库充盈。国家富裕，就会引来更多的百姓，是为商道。合理地善用土地，百姓就会安居乐业，是为农本。
两下相成是为国家发展的正途，当黎民都达到温饱了，才能懂得遵守礼节了。当百姓能够丰衣足食，不用可以教化，也就会明白荣辱得失了。君主的言行举止合乎法度，亲朋就可以相安无事。国家之四维的礼义廉耻也能得到很好发扬，君令就可以更好地施行。”
“那位经济学提倡的并农重商之说，虽然出自诸葛政略，据说也是源自《管子》法把，”
另一位深紫袍别玉带宰相装束的颜真卿，开口道
“不错，《管子》说开后世百家之源，后来居圣的孔、孟、旬、老、庄，乃至孙子，皆引其渊源。重农励商，以流通兴国之说，也是出首自《管子》一家之言。”
孔令旗回答到。
“所谓：有市兴，无市则民乏也。关而几不征，市正而不布，是为养民财法，。“
“不是说君子德以泽及天下。不事财货，不与民争利么。”
一位明显是传统洛派的年轻官员，疑问道。
孔令旗这位圣门之后，只是笑了笑道
“所谓以德治国，不是以品德治国，君子可以教化，但不可以齐民，不然满天下企不尽皆大德君子了，仅仅期望靠官吏百姓自发的道德良知来实现国泰民安，那是一种妄念执想。，当初，圣人门下七十二弟子，还多有事商贾货殖以养家，何尝有见拒斥为功利铜臭呼。
所谓国之德，乃是善政之德，就是为百姓做了多少好事，厚其生，就是改善其生活；输之以财，遗之以利，就是为百姓提供创造财富的便利；宽其政，就是宽捐薄赋简明刑律；匡其急，就是急百姓所需，广行振养救济；振其穷，既减少贫苦，。”
“经济一门与政治之说相成，其根基在于唯物之法，所谓唯物，不在功利，在于明识辩事，善于发现万物因循之理。以最简明易直之道，求事半功倍之成效。所谓物理、化学、数术之道，皆不出天道万物之循理，辟鬼神而见天机。唯世间求大道尔”
听得他的释义，小白颇有些赞许的点点头。
却见另一头，洛阳苑内监宁之远，小步喘着气爬上的城道来，靠近身边轻轻道
“殿下，议税的新章程已经出来了。”
哦，小白一楞。
作为河北的变化，他是深有感悟的一员，要说河北最有钱的是谁，不是官府，也不是那些依靠战争抄掠发家的将士，而是那些做飞钱的商人，大量的财物经他们手消失不见，大量继续的兵粮物资在他们的周转润滑下，源源不绝供给官军，很讽刺的是，他们在地方的信用，甚至比朝廷的还要好用。许多人也是第一次发现，不用按照传统的惯例，大量征发民力物力，也能达到相应的目地，甚至效率会更高，
既然有这个本钱，朝廷又要用他们的能耐的时候，适当的姿态就不可避免了。因此东宫拒绝了这些人巨额的献金，所谓在商言利着是天性，从不会去那种亏本做的事情，仅仅以国家大义，指望他们平白无偿付出也不现实。
就如那位大人所说的，就算做好事也要体现出有好的结果来，最起码让其他人有可以看得到的回报，要不然都没人去做了。或者是名或者是利，或者是能让子孙荣耀的东西，起码让人觉得做了没有白做。
议税这个真是新鲜的名目，就在这个环境下诞生了。
河北要维持三大军的作战，实际上财政是就地供应，各地交纳的钱粮赋税，连同淮南、河南、河东三道解送的赋税，都是通过水路汴渠到达卞州，转陆路先缴到洛阳的含嘉仓城，由朝廷的度支转运大使登记造册，再转招讨行营配发出去，以供应河北道的安西北庭、河东、朔方，以及外道的河南、淮西、永平、宣武军节度使的衣粮，西北朝廷只在纸面上完成一个入库和分配的程序。朝廷在西北推行税制归一，也波及到河北。
但是这个时代商业税，就没这么简单了，因为商人到处行走流动的不确定性，让收税的具体操作变的很麻烦，城市里的坐商，还可以通过集市和店铺来收取管理费、占地费的厘金市钱，但是众多的行商，就只能通过设置一个个关卡来收取过路费。
但实际上效果并不好，还严重影响了正常流通，成为一个那历代难治的积弊。这也是历代统治者重视农业而轻视商人的原因之一，因为农民的人身关系直接与土地绑在一起，农税只要有土地和产出在那里，你就跑的了和尚跑不了庙，相对统治起来，管理和榨取的成本比较低，也比较容易。
但是对商人的身家和财产就不好界定了，大多数情况下，只能按照管定九等户中高标准，收他们的人头税，如果商人不满意治下，就会移走财产大举出逃，造成地方的萧条和紧缺，再加上作为历代的官府，并不希望自己的治下，有太多这样的不确定因素。
于是一边有组织的抑并打压限制这个阶层，一边有意思的宣扬商人囤积居奇、为富不仁之类的负面化，也就不希奇了。要知道，官士农工商的五民阶级中，官是特权阶层，士包括文人和军人是国家暴力机构和文化阶层的重要组成，哪怕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，和定居城乡中工匠，都比商人地位高，也更好管理和剥削。
而另一方面，商人最大追逐利益化的本能，也很容易让他们成为社会舆论和道德层面谴责的焦点和对象，因此这个时代的商人是一个发杂的矛盾体，因为用商业聚拢财富的捷径，让他们比别人获取更好的享受，但另一方面社会地位的低下的传统，又使他